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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风】“舞”动异域，天涯相约民族风******
中新网北京10月2日电题：【十年中国风】“舞”动异域，天涯相约民族风
记者 邢蕊
提到广场舞，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场景？是否是一群或烫着卷发、戴着墨镜，或身披彩色丝巾，在公园、广场伴着音乐起舞的大爷大妈们？
广场舞是一项成本低廉、简单易学且颇具社交属性的健身娱乐方式。一份早年间的行业报告显示，中国广场舞人口已近一亿。随着十年间国内外交流的脚步密集，“广场舞大妈”们，也越来越多地吸引世界目光。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英国小哥三秒，至今都对此记忆犹新。
三秒住在英国谢菲尔德。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也是中国女婿。2019年，他和媳妇回中国探亲，在游览大好河山，品尝各式美食之余，同样令他难忘的，还有随处可见的“广场舞大妈”。
他说，自己想不通到底是怎样一种魔力，可以让互不相识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一起起舞？这上头的背景音和魔性的小步伐，又是哪位节奏大师的手笔？
当他向妻子表达心中迷惑，却见对方煞有其事地笑道：“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这股“神秘的东方力量”正有席卷全球之势。从巴黎卢浮宫、俄罗斯红场到纽约时代广场，十年间都曾留下国人翩迁舞动的身影。
2014年，一曲《最炫民族风》响彻纽约时代广场上空，100位“中国大妈”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跟随节拍起舞，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的气场。
这是纽约中华歌舞团参与的一次快闪活动，团长冯洁至今都对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跳完以后，我们挥舞着100面五星红旗，一起合唱《我的中国心》，场面十分震撼。”
资料图：2013年1月2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参加游行的华人民间舞蹈团。“神曲”背后的自信身影
当一群群东方面孔在异域高光中随性而舞，求同存异、兼容并包而又活泼豁达的中国文化特质，正跃动着勃勃生机。
从身边巷陌到异国他乡，随处可见的广场舞成为国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和展现向上精神面貌的注脚。在这背后，是一份份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飞速崛起的国家为普通百姓带来的幸福感和自信心。
在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看来，广场舞兼具时尚文化和体育文化属性。“广场舞的舞蹈和音乐都在不断推陈出新，受众囊括了各个年龄段，甚至包括有舞蹈功底的专业人士。当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广场舞很可能从‘土文化’变成雅文化。”
何文义认为，广场舞热潮所体现出的，正是普通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的直接过程。而在国外街头起舞的“中国大妈”，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种形式。
来自英国的三秒眉飞色舞地告诉记者，自己看广场舞看到兴起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快乐得像个二十多岁的“小陀螺”。
资料图：2017年12月31日，2017“你好大妈”全国广场舞总决赛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举办。陈春光 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在国外生活数十年的冯洁，为了庆祝国庆60周年，于2009年创立了纽约中华歌舞团。13年时间里，冯洁和她的歌舞团一直致力于让优美的中国艺术在美国落地生根。
2015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纽约中华歌舞团受邀参加。她们以侗族音乐为伴奏，编排出了一套动作简单，却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广场舞。当身穿民族服饰的队伍走上街头，围观人群向着游行队伍高呼：“China，你好。”那一刻，走在队伍里的她和许多演员们热泪盈眶，身为华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旅美20余年间，冯洁曾在美国朱莉雅音乐学院演奏并讲座过多部中国民乐作品、出版过琵琶独奏专辑，也曾自2009年起创办“纽约国庆晚会”、在大量中华艺术活动中担任节目策划人及总导演、艺术总监，还曾将来自辽宁芭蕾舞团自排的《花木兰》等多部晚会搬上美国主流舞台演出，以实际行动搭建中美文化桥梁，近距离向美国人民和华夏子孙讲述中国故事。
“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还有很多很多，歌剧、芭蕾舞、交响乐……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她说，“这些来自中国的艺术之美，每每都会令当地观众大为赞叹。”
2015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现场。受访者供图。当中国风与西方世界交融碰撞，无论是“阳春白雪”的艺术表演，还是颇接地气的民间健身，都在润物无声地讲述着一个个中国故事，将兼具传统色彩和时代意蕴的中华文化推向国际舞台。而每一个故事，无不记录着优秀中华儿女的努力与拼搏。
“在美国，中国文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每次有多元文化交流活动，我们一定是最具亮点、最不可缺少被邀请的。”冯洁动情地说。而她语气中满满流露出的，是对中华文化坚定地自豪和自信。
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  ▲本文作者章新新(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作者：章新新(中新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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